“经纬之间 纵横其链”中国价值链系列研究之二：价值链攀升的中国坐标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与价值分配格局加速重排的背景下，中国正站在由规模扩张转向价值跃迁的关键节点上，在纵向分工序列中校准结构坐标——即从承接加工装配的下游参与者，进阶为掌握中间品供给与关键环节的综合型节点。

    　　这一身份蜕变不仅提升了本国的价值留存，更实质性地驱动了产业体系的整体升级。面对外部技术约束与价值分配两极化的严峻挑战，价值链攀升已不再是单纯的发展路径选择，而是支撑高质量发展与保障产业链安全的现实需要。这一过程不是单向竞高，而是在纵横交织的分工网络中，与本国产业结构禀赋相互嵌合、动态演进的结构调整。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与行业分析可见，中国的价值链攀升呈现出以中游环节率先突破、并向高端环节渐进延伸的阶段性特征。未来的关键在于：通过原始创新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制造业与高附加值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及依托完整产业体系锻造关键供应黏性。由此，中国将持续把庞大的规模优势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价值红利，从而在动态博弈的全球价值链中，构筑起稳固的技术与战略优势。

    　　从宏观视角观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坐标正稳步向上游迁移。

    　　GVC 位置指数作为衡量一国分工角色的核心指标，体现了其作为上游中间品供应商（前向价值链长度）与作为下游加工者（后向价值链长度）的相对强度，取值越大表明越靠近上游。2017—2024 年间，中国呈现出显著的“上游化”轨迹：由过去依赖进口中间品的后向（backward）参与，快速转向供给中间品的前向（forward）参与，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综合型节点。相比之下，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GVC 位置整体更偏向下游，其出口仍以终端装配及劳动密集型环节为主，对全球中间品体系的前向供给能力有限；而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则长期稳定在更靠上游的位置，其优势在于核心技术、关键设备、材料和标准等高黏性投入。因此，中国GVC 位置的上游化不仅是产业结构变迁的结果，还是生产体系完整性和中间投入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的体现。

    　　对中国而言，价值链位置的攀升具有双重战略意义，一方面是产业提质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中国已具备庞大产能与贸易规模的背景下，GVC 位置攀升意味着从全球分工中掘取更多增加值。此前本系列报告的开篇提到，生产活动的价值分布一般呈“微笑曲线”：上游的研发设计与下游的品牌服务价值密度最高，中游的制造组装附加值相对有限。我们基于ADB MRIO 数据的测算表明，一国出口中获得的国内增加值（DVA）占比与该国GVC 位置之间也大致符合两端高、中间低的规律。改革开放初期，加工贸易的“两头在外”模式承载了中国迈向世界工厂的第一步。随着贸易自主性提升、产业结构迭代加快，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占比不断回落——从2000 年的55.2%下降至2025 年前11 个月的18.8%。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持续跑赢制造业整体，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由2000 年的15%升至2025 年前11 个月的25%，科技含量与复杂度显著提升。在贸易升级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下，中国正快速沿微笑曲线向发达国家靠拢，向更高的价值分配空间迈进。

    　　另一方面，价值链攀升是中国应对外部价值链形态演变与技术约束的战略性举措。首先，在技术进步、服务业占比提升和大型跨国公司扩张等长期趋势的推动下，微笑曲线形态日益陡峭化并向“马蹄形”演变。换言之，增加值更集中于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服务，中间加工制造环节的价值份额被持续挤压。即使是中高端制造也面临着越来越薄的利润压力，只有掌握核心技术的上游环节才能获得高附加值。其次，GVC 上游环节的技术垄断加剧。所谓“卡脖子”，正是源于上游关键技术、原材料、专用设备的垄断者，借助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行政工具，对下游价值链实施针对性约束，尤其对中高端制造业构成掣肘。中国在中游拥有产能优势，在下游具备市场深度，因此上游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是产业链安全最坚实的保障。由于中国出口以制造业为主，为获取更多附加值，沿着微笑曲线左侧向上攀升是更高效的战略路径。

    　　但GVC 位置不是越高越好，而是需要与一国产业结构的内在禀赋深度适配。部分资源型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和澳大利亚的GVC 位置高于美国，其原因不在于产品优势，而在于高度依赖石油、矿产等初级产品出口。由于初级产品在出口前通常不需要经历其他国家的生产加工环节，这类国家出口中的DVA 占比天然较高。然而，若将视角拓展至完整产业链，初级产品生产所创造的附加值仍然相对有限，其高DVA 占比更多反映的是产业链长度短、分工程度低，而不是价值创造能力强。相比之下，美国出口中较高的DVA 占比则主要源于中高端制造和服务出口占比高，体现了其在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和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的优势。这也表明，不同国家的增加值形成机制存在显著差异。

    　　类似的结构性差异也体现在新兴经济体之间。印度由于以服务贸易出口为主，在GVC 中更多处于下游位置，其增加值获取能力明显高于主要依赖加工组装出口的越南。然而，这种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结构同样伴随着产业基础薄弱、制造业支撑不足等潜在脆弱性。中国的产业体系比资源型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完整，2024 年的GVC 位置指数约为0.98，正向产业结构相对均衡的发达国家靠近。同年，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大制造业出口国的GVC 位置指数均集中在1—1.04 区间，差异较小。随着中国在中间品供给能力上的持续提升，以及服务等出口中高附加值环节占比的提高，获取增加值的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

    　　分行业看，中国价值链的攀升路径表现出由中游率先突破、向高端逐步延伸的梯度特征。国家层面的GVC 位置能够直观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总体特征，但由于不同行业在价值链结构、技术密集度和分工层级上的差异显著，行业维度的异质性分析更能精准刻画产业结构的真实颗粒度。

    　　2024 年，中国纺织、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创造的DVA 保持较高的全球份额，但其GVC 位置相较于2017 年变化相对有限，甚至在部分领域出现小幅回撤。这表明传统低端制造业更多表现为规模优势的延续，在价值链层面的向上突破空间受限于行业本身的低附加值属性，目前更多发挥着“压舱石”的稳盘作用。相比之下，资本密集型与中游制造环节表现出强劲的“突围”势头，橡胶塑料、造纸印刷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GVC 位置实现了显著上移。这种中游环节的集体发力，构成了中国GVC 地位系统性抬升的中坚力量，不仅通过替代进口中间品提升了DVA 留存，更为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奠定了物质基础。从中高端制造业来看，电气光学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技术密集型行业虽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重要支柱，但相较于中游行业，其向上跃迁的斜率仍显得相对平缓。这一方面反映出技术密集的“深水区”存在较高的边际提升难度，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精密基础零部件、核心工业软件等高黏性环节，中国仍面临一定的外部技术制约。

    　　站在当前节点上，中国价值链向高端延伸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展望未来，价值重塑的核心在于攻坚高黏性环节和探索高附加值环节。首先，在资源配置上向高端制造领域的原始创新倾斜，推动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其次，加速制造业与高附加值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通过提升服务出口含量来对冲微笑曲线陡峭化带来的价值挤压。最后，充分发挥中国特有的完整产业体系优势，锻造出不可替代的关键供应黏性。由此，中国有望在全球分工格局的剧烈变化中，实现由规模优势向价值优势的蜕变。 机构：工银国际证券研究有限公司 研究员：程实/尹学钰 日期：2026-01-07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风险提示：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