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税博弈专题系列(二)：贸易战的历史视角、影响和应对

　　美国历史上共发起过七轮贸易战，除了1930 年为了保护国内产业（主要是农业）而实施的一次大规模关税措施外，过去的几轮贸易战均围绕特定国家和行业展开。但关税制裁效果往往与初衷背道而驰，还会引发对手国反制并反噬本土产业，甚至加剧了经济萧条。

    　　 对比来看，日美和中美贸易战存在一定的相似特征：一是贸易战时期的日本和中国在经济体量和产业竞争力方面都对美国造成了威胁；二是美国将301 调查作为维护本土产业利益的主要手段，其“自由贸易等同于公平贸易”的所谓“对等主义”政策逻辑从广场协议后沿用至今；三是贸易战虽减少与对手国的贸易逆差，但由于产业和经济结构的长期问题，美国贸易逆差并未缩减而是转移至其他国家。

    　　 但日美和中美贸易战在贸易手段、反制应对和经济影响上仍存在诸多差异：其一，全球制造业出口格局由1980s 美日德“三足鼎立”发展至中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美国制造业“黄金时代”已经褪去，对华贸易战更加奉行“美国优先”，矛头也逐渐由中国延伸至全球。其二，考虑到日美的盟友属性和日本的产业技术优势，美国对日本以贸易制裁辅以经济干预为主，而对华技术封锁呈现出更彻底的“脱钩”特征，二者的经济影响有所不同。其三，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全产业链优势使得中国在面对美国贸易制裁时，有了更多的底气和反制手段。

    　　 关税制裁和原产地规则下的行业影响

    　　 我们综合考量商品的对美出口份额以及对应行业出口交货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大致估算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业影响，对等关税的影响重点集中在纺织、文娱用品等这些依赖美国市场且行业毛利较低的轻工业领域。

    　　 2018 年中美贸易战后，通过转口贸易和海外生产，我国对非美国家的出口有效的抵消了对美出口的下行。近五年来我国对越南出口份额提升1.4%，位居首位，其次为墨西哥、印度、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同时近年来这些国家对美出口份额持续上行，是我国主要的转口国，也是本轮美国“对等关税”的重点针对对象。

    　　 若转口贸易受到限制，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或是“重灾区”，我国对主要转口国的转口商品基本都覆盖半导体器件、手机及零部件、蓄电池等机电产品；此外，乘用车和少部分上游工业原料、轻工制造品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钢铝、水泥等原材料工业品，玩具车、座椅床垫等轻工制品，以及塑料橡胶制品领域。

    　　 关于后续中美关税博弈进展的推演和测算

    　　 “对等关税”政策表面以平衡贸易逆差为名，实则延续了80 年代美日贸易摩擦中“极限施压换取结构性让步”的霸权逻辑。从当前各国与美国的谈判进展看，除印度接近达成阶段性协议外，其余国家的谈判未取得明显进展，特朗普的政治“失信”已经让各国甚至盟友在谈判时保持谨慎并拖延和观望，我国强硬的“对等反制”措施实则为后续的磋商提供了空间和筹码。

    　　 关税博弈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韧性、财政债务等的博弈。从目前来看，中国无论在经济结构改善还是财政债务方面相对美国都存在一定的空间，后续来看，在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大，中美作为前两大经济体仍存在缓和机会，存在第三方国家或国际组织作为中间人进行撮合的可能。

    　　 乐观情形下，美国在对等关税上对华妥协取消全部对等关税，但20%的芬太尼关税因涉及美国禁毒等政治议题或难以取消，301 条款和232 调查等对各行业领域关税制裁将是美国产业保护的主要手段。

    　　中性情形下，假设对华对等关税回到34%的水平，但对越南、泰国等国的对等关税将影响我国转口的空间，其落地时间具有不确定性，不排除对等关税豁免期进一步推迟的可能性，短期内“转出口”覆盖的主要领域如机电产品仍对出口形成一定的支撑，但长期来看我国贸易仍需要逐渐摆脱对美市场的依赖。

    　　 极端情形下，中美双方仍维持高额对等关税，但可通过豁免清单免除部分对华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关税，如医药原料、稀土及加工品、石墨、航空部件等关键领域，但考虑到特殊豁免仅持续6-12 个月甚至附带原产地条件，且需要企业逐批申请，给外贸企业经营带来不确定性仍然较大。

    　　 我们以2018 年美国对华实施的四轮301 清单关税对所覆盖商品的出口影响进行推演，不考虑特殊行业关税、出口管制等因素，乐观情形或拖累我国出口和GDP 增速2.5/0.3 个百分点；中性情形下，我国仍能通过转出口缓解贸易压力/转出口全部受限大约将拖累出口7/12 个百分点，考虑到实际情形在二者之间，中性情形对出口影响约在10%左右，对GDP 增速的拖累大约为0.9-1.6 个百分点；悲观情形下，考虑转出口是否受限或拖累我国出口增速约15%-20%，拖累GDP 增速2%-2.6%个百分点。

    　　 如何应对本轮贸易战？

    　　 短期以扩内需、强科技为主要抓手，加大逆周期力度，为关税冲击给予缓冲空间。一是总量政策要进一步加力提效，投资“快变量”与消费“慢变量”两手抓，促进财政“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降准降息要择机加快落地，积极的宏观政策更多倾向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以更好应对外部冲击；二是继续聚焦房地产这一核心行业，打开需求侧政策限制，由中央统筹主导收储工作，促进房地产领域出现实质性的企稳回升；三是落实“四稳”政策，设立专项纾困基金对出口依赖企业和就业群体提供定向帮扶；四是加大对高技术领域的资源倾斜，加快核心领域技术攻关，降低对外技术依赖。

    　　 中长期坚持改革开放，通过持续的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一是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加大社会保障短板，提振居民永久消费能力；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领域布局，以有效应对国际挑战；三是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央地关系，以解决债务深层次问题；四是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打通对民间投资和外资的市场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

    　　 对外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加强贸易合作抵御单边主义霸行。包括拓展多元化市场，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RCEP 成员国和欧盟的双边贸易合作，尤其是保住欧盟这一主要的消费市场和外贸份额，加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以进一步打开欧盟市场限制，加大与南美、俄罗斯等地的关键农产品的进口合作，签订长期采购协议锁定价格；加大G20、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领域，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减少美元霸权对外溢冲击的放大效应；主动对接CPTPP、DEPA 等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服务业开放和发展数字贸易，坚持制度型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