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低通胀系列(一):行政“反内卷”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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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16 18: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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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具有丰富的反内卷经验。
有效反内卷,成功走出有效需求不足,走出低通胀1,需要做的远非简单去产能,更非仅采用行政手段推进产能收缩。
走出有效需求不足,走出低通胀,本质上是经济如何走出新老动能切换的阵痛期。
历次产能过剩和走出有效需求不足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承受阵痛。
但之后中国总能完成蜕变,走向下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
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内卷的结果表现。历史上中国曾经历过不止一次政府有效“反内卷”,最终走出内卷,走出低通胀。
改革开放以来较为突出的产能过剩发生在1998 至1999 年。这一轮过剩产能始于1992 年的过度投资,纺织、煤炭、冶金、建材、石化、制糖等产业的国有企业过剩尤甚。与产能过剩相伴,当时经济经历了一轮通缩2。
回溯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有效反内卷并非简单供给收缩,而是同步处理好四组关系。
这既是1998 年那一轮政策成功引导经济走出产能过剩的原因所在,也是当下我们评估本轮反内卷政策节奏的宏观坐标轴。
第一,把握恰当的时机。需要在得到新需求支撑之时才能推进供给出清。1998 年那一轮通缩应对,外需疲弱之时中国启动内需,接力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总需求的冲击。而在逆周期效果减弱之际,中国又加入WTO,借力全球化红利。
第二,采用合理的方式。既然过剩产能集中在特定行业的国有企业,1998 年反内卷运用行政手段,严格控制新项目,强制清理并淘汰落后产能。行业层面,从纺织开始逐步有序推进,尽量平缓行政去产能带来的总量冲击。
第三,推进深度改革。每一次产能过剩都意味着旧增长瓶颈已现。所以每一次反内卷,去产能的“题眼”是调整经济结构,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1998 年那一轮行政去产能,真正打开中国经济后续20 年增长空间的是两大内需改革——财政改革(财政开始重视逆周期,开始着眼于央地关系的新平衡);民生领域改革(房改、医改和教改),彻底释放居民部门被压制的需求。
第四,把控金融风险。实体和金融互为依存。所以行业过剩的同时伴随着金融过剩。实体去产能意味着金融同步需要剥离不良资产并做风险控制。1998 年那一轮走出低通胀,金融风险控制采用AMC 接力银行不良资产,财政注入银行资本金。最终缓解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对银行利润和资产负债表的侵蚀。
2023 年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面临 “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挑战。回顾迄今为止的五轮通胀负增长时期,1998 和2015 年同样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问题,这对当下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篇是走出低通胀系列的第一篇,通过回溯1998 至1999 年的历史,为我们观察后续反内卷政策的着力点和节奏,提供启示。
一、1998 至1999 年,中国首次经历一轮罕见通胀负增长时期。
CPI 连续22 个月同比负增长,PPI 连续31 个月同比负增长,GDP 平减指数连续7 个季度同比负增长。
CPI 同比负增长始于1998 年4 月,并于1999 年4 月和5 月创下历史最低值(-2.2%)。PPI 同比负增长始于1997 年,GDP 平减指数同比负增长始于1998 年Q2。
本轮通胀负增长有内外两重因素。
外部冲击是亚洲金融危机压制中国出口,且1998 年6 月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大洪水。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重创了亚洲经济。亚洲主要经济体货币纷纷大幅贬值,朱镕基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三年不贬值。
内部压力主要来自1992 年全国大干快上,空前的投资热潮造成了低效产能重复建设与低端产业重复投资现象。例如,由于能够外汇创收,纺织业领域的过度投资尤为严重,全国97%以上的县级市都拥有至少一家独立的纺织企业。
二、1998 至1999 年,中国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
当时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纺织、煤炭、冶金、建材、石化、制糖等行业,国有企业投资过剩现象尤为严重。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产能过剩问题开始显现,多个行业增收不增利,甚至开始亏损。
1995 年在9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照像胶卷仅13.3%,电影胶片25.5%,电话单机51.4%,彩色电视机46.1%,家用洗衣机43.4%,自行车54.5%。煤炭和钢铁等工业原材料利润亦大幅下滑,开始亏损。
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快速滑坡,重创中国出口企业盈利。
以纺织业为例,当时纺织业营收规模飙升,却带来了利润锐减,甚至亏损。1998 年纺织业出口创汇占比22%,营收占比6%,但全行业亏损32 亿元。
国企的严重亏损通过贷款逐渐蔓延至银行体系,导致四大行不良率飙升。
1997 年我国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20%以上 。1998 年6 月21 日,海南发展银行成为了我国第一家破产的银行。
三、逆转通缩,方法不止于行政去产能。
(一)传统逆周期政策积极发力。
货币政策率先转向,央行于1996 年5 月实施首次降息,提振私人部门信贷需求。从1998 年到1999 年末,仅2 年时间,累计实行了两次降准(由13%降至6%)、4 次降息(5 年以上贷款利率由10.53%降至6.21%)。
随后财政政策定调转向,以促内需为目标。1998 年,首次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有:增发长期国债用于基建投资;增发特别国债,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提高出口退税率,以支持企业出口;减税或税收优惠,支持企业扩大投资和产业发展;提高下岗职工保障力度;取消收费,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
财政刺激力度明显高于前几年水平:赤字率不断创新高,之前除极少数年份外财政赤字率都在1%之内,此后从1997 年的0.7%分别升至1999 年的1.9%和2000 年的2.5%;1998 年国债发行规模高达4273.5 亿元,是1997年的8 倍多;出口平均退税率从1997 年的约8%,提高到2001 年的约15%;财政支出增速创阶段新高。
(二)扩内需:找准内需发力点。
尽管多次大幅降准和降息,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依旧一路走低,宽货币并未形成宽信用。
1998 年中央首次提出“扩大内需”政策方针,自此启动了一轮内需改革。
其一,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发力基建,中国财政自此启动了一轮悄然转型。基建逆周期成为往后20 年中国财政颇有特色的财政行为。
其二,启动房改、教改、医改三大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是住房市场化改革。1998 年23 号文明确提出“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2003 年18 号文,国家确立了房地产是第一支柱产业。
其三,推广消费信贷,支持居民购买住房和大件耐用消费品。私人部门信贷逐步渗入中国金融领域。
(三)去产能:行政手段强制去产能,帮助企业脱困。
其一,严控新增工业项目,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其二,对过剩产能实施行政化干预。选择纺织业作为突破口,关闭小厂,淘汰落后产能,再逐步扩大到煤炭、冶金、建材、石化、制糖等行业。
其三,实施兼并、破产等市场化手段,淘汰落后企业。
(四)降风险:给银行补充资本金,并成立AMC,剥离银行不良贷款。
1998 年,财政部向四大行发行30 年期的2700 亿元特别国债,募得资金以资本金的形式再注回银行。
次年,成立AMC 剥离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累计剥离约1.4 万亿不良贷款,约占当年GDP 的15.6%。
四、1999 年底经济基本面缘何见底回升?
(一)外需:美联储启动降息,外需好转带动中国出口持续高增。
(二)内需:基建和住房消费有效启动,有力拉动内需增长。
(三)基建、地产链和出口链成为去产能后接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998 年房改启动,爆发式增长的地产投资和大规模基建项目的展开,有力带动了钢铁、有色、水泥、玻璃等领域的投资,成为当时去产能后接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随着2001 年中国加入WTO,出口迅速增长,化解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成型,随后二十年里书写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四)金融债务化解,四大行资产负债表改善。
AMC 通过把不良资产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降低银行的不良率。通过债转股,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债务为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股份。
债转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从73%降到50%以下,共减少利息支出近200 亿元,其中80%的债转股企业实现扭亏为盈。 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周君芝 日期:2025-09-16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具有丰富的反内卷经验。
有效反内卷,成功走出有效需求不足,走出低通胀1,需要做的远非简单去产能,更非仅采用行政手段推进产能收缩。
走出有效需求不足,走出低通胀,本质上是经济如何走出新老动能切换的阵痛期。
历次产能过剩和走出有效需求不足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承受阵痛。
但之后中国总能完成蜕变,走向下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
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内卷的结果表现。历史上中国曾经历过不止一次政府有效“反内卷”,最终走出内卷,走出低通胀。
改革开放以来较为突出的产能过剩发生在1998 至1999 年。这一轮过剩产能始于1992 年的过度投资,纺织、煤炭、冶金、建材、石化、制糖等产业的国有企业过剩尤甚。与产能过剩相伴,当时经济经历了一轮通缩2。
回溯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有效反内卷并非简单供给收缩,而是同步处理好四组关系。
这既是1998 年那一轮政策成功引导经济走出产能过剩的原因所在,也是当下我们评估本轮反内卷政策节奏的宏观坐标轴。
第一,把握恰当的时机。需要在得到新需求支撑之时才能推进供给出清。1998 年那一轮通缩应对,外需疲弱之时中国启动内需,接力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总需求的冲击。而在逆周期效果减弱之际,中国又加入WTO,借力全球化红利。
第二,采用合理的方式。既然过剩产能集中在特定行业的国有企业,1998 年反内卷运用行政手段,严格控制新项目,强制清理并淘汰落后产能。行业层面,从纺织开始逐步有序推进,尽量平缓行政去产能带来的总量冲击。
第三,推进深度改革。每一次产能过剩都意味着旧增长瓶颈已现。所以每一次反内卷,去产能的“题眼”是调整经济结构,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1998 年那一轮行政去产能,真正打开中国经济后续20 年增长空间的是两大内需改革——财政改革(财政开始重视逆周期,开始着眼于央地关系的新平衡);民生领域改革(房改、医改和教改),彻底释放居民部门被压制的需求。
第四,把控金融风险。实体和金融互为依存。所以行业过剩的同时伴随着金融过剩。实体去产能意味着金融同步需要剥离不良资产并做风险控制。1998 年那一轮走出低通胀,金融风险控制采用AMC 接力银行不良资产,财政注入银行资本金。最终缓解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对银行利润和资产负债表的侵蚀。
2023 年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面临 “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挑战。回顾迄今为止的五轮通胀负增长时期,1998 和2015 年同样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问题,这对当下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篇是走出低通胀系列的第一篇,通过回溯1998 至1999 年的历史,为我们观察后续反内卷政策的着力点和节奏,提供启示。
一、1998 至1999 年,中国首次经历一轮罕见通胀负增长时期。
CPI 连续22 个月同比负增长,PPI 连续31 个月同比负增长,GDP 平减指数连续7 个季度同比负增长。
CPI 同比负增长始于1998 年4 月,并于1999 年4 月和5 月创下历史最低值(-2.2%)。PPI 同比负增长始于1997 年,GDP 平减指数同比负增长始于1998 年Q2。
本轮通胀负增长有内外两重因素。
外部冲击是亚洲金融危机压制中国出口,且1998 年6 月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大洪水。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重创了亚洲经济。亚洲主要经济体货币纷纷大幅贬值,朱镕基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三年不贬值。
内部压力主要来自1992 年全国大干快上,空前的投资热潮造成了低效产能重复建设与低端产业重复投资现象。例如,由于能够外汇创收,纺织业领域的过度投资尤为严重,全国97%以上的县级市都拥有至少一家独立的纺织企业。
二、1998 至1999 年,中国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
当时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纺织、煤炭、冶金、建材、石化、制糖等行业,国有企业投资过剩现象尤为严重。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产能过剩问题开始显现,多个行业增收不增利,甚至开始亏损。
1995 年在9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照像胶卷仅13.3%,电影胶片25.5%,电话单机51.4%,彩色电视机46.1%,家用洗衣机43.4%,自行车54.5%。煤炭和钢铁等工业原材料利润亦大幅下滑,开始亏损。
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快速滑坡,重创中国出口企业盈利。
以纺织业为例,当时纺织业营收规模飙升,却带来了利润锐减,甚至亏损。1998 年纺织业出口创汇占比22%,营收占比6%,但全行业亏损32 亿元。
国企的严重亏损通过贷款逐渐蔓延至银行体系,导致四大行不良率飙升。
1997 年我国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20%以上 。1998 年6 月21 日,海南发展银行成为了我国第一家破产的银行。
三、逆转通缩,方法不止于行政去产能。
(一)传统逆周期政策积极发力。
货币政策率先转向,央行于1996 年5 月实施首次降息,提振私人部门信贷需求。从1998 年到1999 年末,仅2 年时间,累计实行了两次降准(由13%降至6%)、4 次降息(5 年以上贷款利率由10.53%降至6.21%)。
随后财政政策定调转向,以促内需为目标。1998 年,首次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有:增发长期国债用于基建投资;增发特别国债,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提高出口退税率,以支持企业出口;减税或税收优惠,支持企业扩大投资和产业发展;提高下岗职工保障力度;取消收费,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
财政刺激力度明显高于前几年水平:赤字率不断创新高,之前除极少数年份外财政赤字率都在1%之内,此后从1997 年的0.7%分别升至1999 年的1.9%和2000 年的2.5%;1998 年国债发行规模高达4273.5 亿元,是1997年的8 倍多;出口平均退税率从1997 年的约8%,提高到2001 年的约15%;财政支出增速创阶段新高。
(二)扩内需:找准内需发力点。
尽管多次大幅降准和降息,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依旧一路走低,宽货币并未形成宽信用。
1998 年中央首次提出“扩大内需”政策方针,自此启动了一轮内需改革。
其一,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发力基建,中国财政自此启动了一轮悄然转型。基建逆周期成为往后20 年中国财政颇有特色的财政行为。
其二,启动房改、教改、医改三大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是住房市场化改革。1998 年23 号文明确提出“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2003 年18 号文,国家确立了房地产是第一支柱产业。
其三,推广消费信贷,支持居民购买住房和大件耐用消费品。私人部门信贷逐步渗入中国金融领域。
(三)去产能:行政手段强制去产能,帮助企业脱困。
其一,严控新增工业项目,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其二,对过剩产能实施行政化干预。选择纺织业作为突破口,关闭小厂,淘汰落后产能,再逐步扩大到煤炭、冶金、建材、石化、制糖等行业。
其三,实施兼并、破产等市场化手段,淘汰落后企业。
(四)降风险:给银行补充资本金,并成立AMC,剥离银行不良贷款。
1998 年,财政部向四大行发行30 年期的2700 亿元特别国债,募得资金以资本金的形式再注回银行。
次年,成立AMC 剥离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累计剥离约1.4 万亿不良贷款,约占当年GDP 的15.6%。
四、1999 年底经济基本面缘何见底回升?
(一)外需:美联储启动降息,外需好转带动中国出口持续高增。
(二)内需:基建和住房消费有效启动,有力拉动内需增长。
(三)基建、地产链和出口链成为去产能后接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1998 年房改启动,爆发式增长的地产投资和大规模基建项目的展开,有力带动了钢铁、有色、水泥、玻璃等领域的投资,成为当时去产能后接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随着2001 年中国加入WTO,出口迅速增长,化解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成型,随后二十年里书写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四)金融债务化解,四大行资产负债表改善。
AMC 通过把不良资产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降低银行的不良率。通过债转股,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债务为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股份。
债转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从73%降到50%以下,共减少利息支出近200 亿元,其中80%的债转股企业实现扭亏为盈。 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周君芝 日期:202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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