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半年度外资银行行业分析

　　自2018年以来，我国外资法人银行的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外资银行大多由全球知名的金融机构或跨国集团控股，股东实力强，能够为其在华业务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自2006年底中国开始履行WTO入市承诺以来，逐步有外资分行改制为中国境内法人，且自2018年至今，中国外资法人银行的数量保持稳定。截至2025年6月末，中国境内共有41家外资法人银行，其中有37家为外商独资银行，另有3家为外资共同持股。从股东背景来看，外资银行的母行大多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系统重要性银行或资产规模排名靠前在当地金融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银行，具有较强的资本实力和丰富的国际经验，在资本市场有较高的信用评级，这也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从区域分布来看，41家外资银行的股东分布在14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中近7成来自亚洲，与股东背景来自欧美、香港地区的外资银行不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外资银行偏向于服务母行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和居民，注册地选择在临近母行的城市。

　　中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持续深化，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外资银行、保险、证券及资产管理机构在华发展迎来新局面。

　　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已全面取消银行、证券、期货、基金管理、保险等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独资运营，并大幅放宽股东资质、资产规模和经营年限等准入条件。在业务范围上，持续拓展外资机构可参与的金融业务类型，支持其深度参与境内资本市场。同时，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全面落实国民待遇，鼓励外资专业服务机构在华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这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实施，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更为广阔的发展契机。资本项目开放也取得显著进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制度持续优化，投资额度限制全面取消，资金汇出入管理进一步便利化，本外币跨境资金流动更加高效。互联互通机制不断扩容升级，“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运行平稳，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2.0版于2024年正式上线，覆盖更多产品和投资者类型，显著提升了跨境财富管理的便利性。此外，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布局呈现加速态势，多家国际知名银行和保险机构获批扩大业务范围或设立新分支机构；摩根大通、高盛、安联、贝莱德等机构相继增持其在华合资或独资子公司股权，部分实现全资控股；多家外资券商和资产管理公司提交新的展业申请，外资机构数量和管理资产规模均创历史新高。这一系列积极动向不仅彰显了国际金融界对中国金融市场长期稳健发展的坚定信心，也反映出中国金融开放政策的国际吸引力持续增强。外资机构的深度参与，将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竞争，推动中资机构提升服务效率与创新能力，优化投资者结构，并为资本市场引入更多长期、稳定的境外资金。

　　受负债端资金成本偏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外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业务体量及市场份额呈现出结构性调整与相对萎缩的趋势；但在特定领域，尤其是跨境金融、国际结算、外汇交易和高端财富管理等方面，仍具备较强的专业优势。截至2024年末，我国境内41家外资法人银行资产总额共计32874.7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46%，延续温和增长态势，占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0.74%，占比逐年下降。从业务布局来看，外资银行持续发挥母行在海外机构网络、跨境服务能力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拓展跨境金融业务。其服务对象主要集中于跨国企业在华子公司、外资在华投资主体以及有“走出去”需求的中资企业客户，以外汇及衍生品交易、国际贸易结算、跨境资金池管理、外债与跨境融资等为核心业务抓手，提供综合化、国际化的对公金融服务。然而，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及中美利差倒挂等因素影响，部分外资银行的跨境资金流动需求减弱，贷款投放意愿下降，收付款结算交易量同比出现下滑。同时，国内银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中资银行在数字化转型、客户服务响应和本地化能力方面持续提升，进一步压缩了外资银行的市场空间。此外，受限于网点数量少、零售牌照缺失、难以吸收大规模居民储蓄存款等结构性瓶颈，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高度依赖母行拆借和同业融资，导致其负债成本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制约了信贷扩张能力和盈利空间。为应对挑战，2024年以来，多家外资银行持续推进战略转型：汇丰中国继续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布局，聚焦高净值客户财富管理和企业跨境金融；渣打中国优化零售业务结构，退出部分低效网点，聚焦企业银行与资本市场服务；花旗中国已于2023年底正式完成个人银行业务的剥离，全面转向企业与机构客户业务，成为“精品投行+企业银行”模式的代表。与此同时，外资银行正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加大金融科技、智能风控、线上交易平台等方面的投入，提升服务效率，降低对物理网点的依赖。此外，随着中国居民财富积累和全球化资产配置需求上升，外资银行正依托其全球网络和资产管理经验，在跨境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海外信托与保险规划等高端领域加快布局，逐步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依托于母行完善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以及成熟的运营管理经验，外资银行整体风险控制能力较好，资产质量优于我国商业银行整体水平，拨备充足，但地缘政治风险与经济低增长的双重压力仍然持续存在，使得外资银行信用风险管理面临挑战。近年来，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等多重因素交织，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放缓，增长动能明显减弱。在此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下，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借款人信用风险逐步抬升，银行业普遍面临盈利承压与资产质量下滑的双重挑战，外资银行亦不例外。从资产质量变化趋势来看，近年来，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呈持续上升态势，反映出外部环境对其信贷资产质量的传导影响。然而，尽管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外资银行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依托母行成熟的风控体系和国际化的管理经验，在合规经营与全面风险管理方面始终保持高度审慎和严谨的态度，风险管控能力较为突出。此外，外资银行分支机构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业务重心多聚焦于跨国企业、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及高净值客户群体，较少涉足小微企业、县域及农村等风险相对较高或服务成本较高的领域，客户整体资质较高，抗风险能力较强。因此，相较于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资产质量受国内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截至2025年6月末，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07%，较上年末有所上升，但仍显著低于同期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1.49%的水平。从拨备情况来看，外资银行平均拨贷比通常保持在2.50%左右，相对充足的拨备积累使得其拨备覆盖率与不良贷款率总体呈现反向变动关系。近年来，随着不良贷款余额增长，外资银行拨备覆盖率呈逐年下滑趋势，但仍保持合理充足水平。截至2025年6月末，外资银行拨备覆盖率为232.24%，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同期整体商业银行211.97%的平均水平。

　　面对利率市场化及经济波动，外资银行净息差下降幅度小于中资银行，与行业差距逐步缩小，但受较高的负债成本、业务管理费用、保守的财务策略等因素制约，盈利空间受限，整体盈利承压。外资银行整体客群资质相对较好，议价能力较强，且负债端成本相对较高，致使其净息差持续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受市场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外资银行净息差整体呈收窄趋势，但得益于其高质量的客户群体、多元化的收入结构以及审慎的风险管理，在面对利率市场化和经济周期波动时，使得外资银行净息差收窄幅度整体小于中资银行。2025年1—6月，外资银行净息差为1.35%，同期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42%，净息差水平与中资银行的差距逐步缩小。从盈利能力来看，外资银行普遍存在业务管理费用偏高的问题，导致其成本收入比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基于稳健经营原则，外资银行普遍采取保守的财务策略，注重资本充足与风险防范，避免过度杠杆化，这在保障金融稳定性的同时，也制约了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和资本利用效率的提升。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外资银行盈利能力持续承压。2025年1—6月，外资银行资产利润率为0.60%，较上年有所下滑，略低于同期商业银行0.63%的平均水平。

　　外资银行总体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能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更好地吸收和抵御风险，但资本利用效率有待提升。相较于中资银行频繁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及永续债补充资本，外资银行在资本工具运用方面更为审慎。自2015年首单外资银行二级资本债发行以来，全国41家外资银行中仅有5家获批发行资格，2024年至2025年上半年期间仅有一家机构完成发行，反映出其资本补充需求较低且融资策略保守。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外资银行普遍较高的资本充足水平，截至2025年6月末，外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20.79%，显著高于10.5%的监管要求，亦远超整体商业银行15.58%的平均水平。然而，过高的资本充足率也折射出外资银行资产扩张动力不足、资本利用效率偏低的问题，导致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制约了盈利水平的提升。因此，如何在保持资本稳健的前提下优化资本配置、提升使用效率，实现资本与业务发展的动态平衡，成为了外资银行亟需解决的问题。

　　尽管受全球经济放缓、市场竞争加剧及净息差收窄等因素影响，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增长缓慢，市场份额有所下降，且面临资本利用效率偏低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挑战，但其在华经营基础稳固，并依托成熟的风控体系、高质量的客户基础和审慎的管理模式，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中国持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为外资银行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当前，外资银行正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优化服务模式，提升运营效率，并灵活调整业务策略以适应新经济格局。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外资银行在促进资本流动、技术交流和市场融合方面仍具独特优势。综上所述，预计外资银行将继续保持审慎、稳健的发展态势，整体信用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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