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深度研究系列报告(四)：如何提高“居民消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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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23 11: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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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并将其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于提高居民消费率，我们认为核心有三条路径：1）统筹促就业、稳收入、稳预期；2）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3）完善制度机制，清理不合理限制性措施。
为什么要关注居民消费率？
从战略定位上来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并将其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与以往规划相比，这一表述具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从“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到“消费率明显提高”；二是把提高消费率与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发挥内需主导作用紧密绑定。
从国际对比来看，我国居民消费率也显著低于世界银行国家分组口径下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平均水平在50%左右，中高收入经济体不少集中在50%-60%区间；发达经济体中，美、英、德、日等主要国家居民消费占比普遍在50%-70%之间。中国居民消费率较同收入水平国家平均水平低约10 个百分点左右。
中国当前仍处于从“高储蓄与高投资”向“更依赖消费驱动”转型的中后阶段。
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完全结束，基础设施、制造业升级等领域投资占比依然较高，叠加居民资产结构中房地产比重偏大，对部分非刚性消费形成一定挤压。另一方面，医疗、养老、教育等支出压力和预防性储蓄偏好仍然明显，居民消费倾向相对发达国家成熟期水平偏低。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发展的定位是制造强国，这也意味着投资占比阶段性较高、居民消费率相对发达国家成熟期偏低，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现象，不能简单以消费占比高低作横向评判。
如何理解提高消费率与扩大内需？
区别1：提高消费率≠新增消费。其一，目标不同，前者是比率目标，后者是增量目标；其二，时间维度不同，前者强调中长期趋势，后者偏短期冲量；其三，实现路径不同，前者侧重调整结构与预期，后者侧重拉动当期支出。因此，在政策实践中，“新增消费”可以作为短期逆周期调节的辅助手段，但不能等同于“提高消费率”这一结构性目标。若简单将两者混为一谈，既可能高估短期刺激政策的作用，也可能忽视收入分配、预期管理和供给质量等更为关键的改革方向。
区别2：扩大内需≠只靠消费刺激。其一，内涵范围不同，扩大内需是“总量概念”，刺激消费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二，结构取向不同，扩大内需更强调消费与投资结构优化；其三，政策着力点不同：真正有效的内需扩张，需要“需求—供给—制度”三位一体。因此，扩大内需不能等同于简单“加杠杆、搞刺激”，更不能退回到以短期投资冲量、房地产加杠杆为主的老路。在“十五五”阶段，真正有意义的“扩大内需”，应当是在控制整体杠杆和风险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居民消费率和优化投资结构，实现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稳定器的作用。
如何提高居民消费率？
路径1：统筹促就业、稳收入、稳预期。当前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可支配收入占比均有提升空间，一方面，近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仍明显低于多数发达 经济体或部分中高收入经济体；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同样也是全球样本中中游偏低的水平。未来只有在这两个维度上同步发力，通过稳就业、稳收入、稳预期做大居民部门收入“蛋糕”，并在收入增加的同时进一步提振消费倾向，居民消费率才有可能实现“十五五”规划所要求的明显提升。
路径2：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消费既是需求问题，也是供给问题，服务供给不足、结构失衡和质量不高，同样会压制消费率的上限，即便居民就业改善、收入提高、预期稳定，消费也难以充分释放，更多会通过储蓄、海外消费或资产配置流出。只有通过以服务消费为突破口，提高供给质量以及将传统需求刺激政策供给化，把财政和金融资源有效引导至能够创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主体，形成“优质供给—稳定就业—收入提升—消费扩大”的闭环，居民消费率的中长期上限才会抬升。进一步看，从体育（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文化（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数量）、阅读（每家公共图书馆服务人次）和养老（每千名老年人约拥有养老机构床位）等几个典型服务领域的量化指标分析，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也正是未来服务供给可以重点提升的方向。
路径3：完善制度机制，清理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汽车方面，从限购转向限行+收费，现有的摇号、限购，实质是对汽车拥有权的限制，易造成车牌指标交易、僵尸车牌等扭曲。当前少数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仍有汽车限购政策，但2025年起中央及地方政府已逐步释放“有序减少消费限制、探索放宽或取消”的信号，并通过结构性调整推动政策优化。住房方面，从限购限贷转向长效机制，现行限购、限贷在抑制投资投机需求上有一定作用，但长期保持高强度限制，会削弱合理改善型需求，同时加重居民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此外，我们提示除了住房与汽车等传统大宗领域，消费限制领域的边界也有望拓展至部分新消费领域，包括游艇邮轮等海洋休闲消费、文化娱乐和大型演出、高端医疗、康养度假等。
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国内基本面下行风险超预期；海外对我国经贸摩擦超预期，国内政策提前转向，通过刺激内需带动经济企稳修复。 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李超/林成炜/费瑾 日期：2025-11-22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并将其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于提高居民消费率，我们认为核心有三条路径：1）统筹促就业、稳收入、稳预期；2）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3）完善制度机制，清理不合理限制性措施。
为什么要关注居民消费率？
从战略定位上来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并将其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与以往规划相比，这一表述具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从“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到“消费率明显提高”；二是把提高消费率与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发挥内需主导作用紧密绑定。
从国际对比来看，我国居民消费率也显著低于世界银行国家分组口径下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平均水平在50%左右，中高收入经济体不少集中在50%-60%区间；发达经济体中，美、英、德、日等主要国家居民消费占比普遍在50%-70%之间。中国居民消费率较同收入水平国家平均水平低约10 个百分点左右。
中国当前仍处于从“高储蓄与高投资”向“更依赖消费驱动”转型的中后阶段。
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完全结束，基础设施、制造业升级等领域投资占比依然较高，叠加居民资产结构中房地产比重偏大，对部分非刚性消费形成一定挤压。另一方面，医疗、养老、教育等支出压力和预防性储蓄偏好仍然明显，居民消费倾向相对发达国家成熟期水平偏低。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发展的定位是制造强国，这也意味着投资占比阶段性较高、居民消费率相对发达国家成熟期偏低，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现象，不能简单以消费占比高低作横向评判。
如何理解提高消费率与扩大内需？
区别1：提高消费率≠新增消费。其一，目标不同，前者是比率目标，后者是增量目标；其二，时间维度不同，前者强调中长期趋势，后者偏短期冲量；其三，实现路径不同，前者侧重调整结构与预期，后者侧重拉动当期支出。因此，在政策实践中，“新增消费”可以作为短期逆周期调节的辅助手段，但不能等同于“提高消费率”这一结构性目标。若简单将两者混为一谈，既可能高估短期刺激政策的作用，也可能忽视收入分配、预期管理和供给质量等更为关键的改革方向。
区别2：扩大内需≠只靠消费刺激。其一，内涵范围不同，扩大内需是“总量概念”，刺激消费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二，结构取向不同，扩大内需更强调消费与投资结构优化；其三，政策着力点不同：真正有效的内需扩张，需要“需求—供给—制度”三位一体。因此，扩大内需不能等同于简单“加杠杆、搞刺激”，更不能退回到以短期投资冲量、房地产加杠杆为主的老路。在“十五五”阶段，真正有意义的“扩大内需”，应当是在控制整体杠杆和风险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居民消费率和优化投资结构，实现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稳定器的作用。
如何提高居民消费率？
路径1：统筹促就业、稳收入、稳预期。当前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可支配收入占比均有提升空间，一方面，近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仍明显低于多数发达 经济体或部分中高收入经济体；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同样也是全球样本中中游偏低的水平。未来只有在这两个维度上同步发力，通过稳就业、稳收入、稳预期做大居民部门收入“蛋糕”，并在收入增加的同时进一步提振消费倾向，居民消费率才有可能实现“十五五”规划所要求的明显提升。
路径2：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消费既是需求问题，也是供给问题，服务供给不足、结构失衡和质量不高，同样会压制消费率的上限，即便居民就业改善、收入提高、预期稳定，消费也难以充分释放，更多会通过储蓄、海外消费或资产配置流出。只有通过以服务消费为突破口，提高供给质量以及将传统需求刺激政策供给化，把财政和金融资源有效引导至能够创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主体，形成“优质供给—稳定就业—收入提升—消费扩大”的闭环，居民消费率的中长期上限才会抬升。进一步看，从体育（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文化（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数量）、阅读（每家公共图书馆服务人次）和养老（每千名老年人约拥有养老机构床位）等几个典型服务领域的量化指标分析，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也正是未来服务供给可以重点提升的方向。
路径3：完善制度机制，清理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汽车方面，从限购转向限行+收费，现有的摇号、限购，实质是对汽车拥有权的限制，易造成车牌指标交易、僵尸车牌等扭曲。当前少数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仍有汽车限购政策，但2025年起中央及地方政府已逐步释放“有序减少消费限制、探索放宽或取消”的信号，并通过结构性调整推动政策优化。住房方面，从限购限贷转向长效机制，现行限购、限贷在抑制投资投机需求上有一定作用，但长期保持高强度限制，会削弱合理改善型需求，同时加重居民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此外，我们提示除了住房与汽车等传统大宗领域，消费限制领域的边界也有望拓展至部分新消费领域，包括游艇邮轮等海洋休闲消费、文化娱乐和大型演出、高端医疗、康养度假等。
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国内基本面下行风险超预期；海外对我国经贸摩擦超预期，国内政策提前转向，通过刺激内需带动经济企稳修复。 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李超/林成炜/费瑾 日期：2025-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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